[17] Landmark Communications v. Virginia, 435 U.S. 829 (1978)。
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第3页。或许有人会说，从公平原则出发也能对案例1作出适当的判断，无需再援引宪法。
[50]参见前引[3]，黄卉文，第301页。例如，对德国民法典第826条善良风俗的解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认为需要注意德国基本法第5条(意见自由条款)的规定，也就是用意见自由的价值来填充民法上的善良风俗而使之具体化。例如，案例1和案例7都涉及婚姻在宪法上的定位，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受国家的保护，其意旨究竟为何？案例6中当事人的驾照被吊销，这可能涉及当事人的职业自由，但我国宪法没有规定职业自由，能否从宪法第42条的劳动权条款解释出职业自由？吊销驾照也可能与职业自由无关，这种单纯持有驾照的状态是否受宪法保护？从理论上说，这种状态属于一般行为自由，但这能否在我国宪法上找到规范依据？如此等等。相反，如果将其解释为只限于教师，则既符合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目的，也能更有效地保障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即便在司法体系之内的上下级法院之间，上级法院在普通的民事、刑事案件中也应尊重下级法院的法律解释权，不宜动辄以自己的解释方案更符合宪法为由而否定下级法院的解释方案。
立法实施或许是我国宪法适用的主渠道，[87]法院的合宪性解释只是这条主干的一条支流，是宪法适用的补充。[25]见林丰、鞠琳：《未成年非婚子女追索抚养费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49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讲学自由的目的在于探索学科规律、研讨学术、追求科学和真理，任何超出这一目的讲授即可属于对讲学自由的滥用。
[48] 《宪法》47条的主体是公民，意味着该项权利的普遍属性，即所有符合公民条件的人都享有科学研究等自由。由于宗教和机构其他目的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应在任命之时书面清楚地写明。当公务员依据其责任发表声明之时，不能被认为是作为公民为第一修正案的目的而发言。作为教师，其所享受的学术自由因其身份的政府雇员性质受国家法律和所在机构的双重限制。
有权对教学提出批评、意见、建议。Both the freedom of the academic to pursue it ends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the government. [29]美国州法规定州有权决定教学科目，公立学校的课程主要是由州教育委员会与地方教育委员会控制。
教师须不得以任何形式侮辱、贬损、歧视学生，并不得灌输影响学生的独立判断。几乎在所有的判例中，法院保护的不是教授或者学生，而是学校，教授的言论自由极为脆弱。有权与同行讨论教学内容，切磋教学技能与方法。学校有权决定教师任职条件、资格、能力，如果教师违反学校教学事务的有关规定，学校有管理权和惩戒权。
言论自由的规范目的在于促进政治表达，政治参与和监督，科学研究的规范目的在于真理探索，强调专业性和学术性。[30]任何国家都会警惕和严防不友好的外国势力对本国教育渗透不良影响。[6]这种观点认为法院裁决学术自由是一项法律权利、来源于第一修正案的传统认识不符合美国法理。道理很简单，国家和公共财政没有义务保护自己的掘墓人，供职于公立高校的教师即使不为政府唱赞歌，也断然没有批评政府的权利，除非作为公民。
作为教师的学术自由除受国家法律限制外，还受学校内部限制。教师讲学除享有研究与教学自由之外，还享有在教学之外活动中的学术自由。
[13]它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学术自由是大学(学院)内部政策的事情。更新知识、提高教学技能不仅是教师的义务，也是教师提升自身的权利，包括进修、访学、在职深造、短期培训、项目交流等，包括到国外进修、访问、学习的自由。
[30]教育部长就禁止外国教材使用发表讲话引发争议。滥用讲学自由的结果已非限制而是剥夺。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对此做出了限制，忠诚宣誓必须严格限定于拥护政府并不得以武力手段推翻政府。如学校指定某课程进行多媒体教学，如果教师没有能力或者不符合要求，学校有权处置。从国外的判例来看，利用讲学自由宣传宪法所禁止的言论属于滥用讲学自由，不受宪法保护。也有观点认为学术自由是个人权利。
[4]有观点认为学术自由是一项人权。该报告发布了令人震惊的声明，悲叹美国社会教育基础正在被威胁其未来的汹涌平庸浪潮腐蚀
对授权行为效力的二重认定是在地方层面的地方税立法完成后添加的环节，地方税可以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出台，但全国人大通过一些特殊程序的设定，为地方税立法戴上脚铐，形成立法层面的控制。【4】参见[日]北野弘久：《日本税法学原论》（第5版），郭美松、陈刚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税收法定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在理财治国的视野下，国家的财政治理架构不仅包括横向的政府与人大间财政权划分，还包括纵向的中央与地方间财政权划分。修改后的《立法法》尽管已将税率的调整这一核心税收要素纳入法定范围，但它所列举的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仍不足以涵盖税收法定的完整要素范围。
换言之，既不能对税收法定之法做过于宽泛的理解，也不能限缩税收法定所涵盖的税收要素范围。更为妥当的做法是，在《车船税法》中便对税率、纳税人、征税客体等税收要素做出明确规定，只有在确有必要时和已经划定了特定幅度的前提下，才可以在法条中将车船税的税率调整权授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而非授予地方人民政府。以财产税为例，由于不同地方拥有税基竞争动机，可以在税率上进行一些策略性的互动，【20】这些互动的效果需要得到中央层面较为深入的介入和衡量，因而适合采用地方先进行请求、再由中央决定同意与否等方式。概言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赋予地方税立法权时要坚持稳健性原则，【11】并做到具体税种具体分析。
至于采行哪种授权立法监督方式，则根据不同地方税种的立法成熟度、地区差异度和税收要素重要程度而有所不同。三、地方税立法纵向授权的实践现状检视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指出：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到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
此外，在一些国家，对于税收规模不大、税源分散、不易引起经济波动、具有典型区域性特征的地方税种，中央甚至赋予地方相当完整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代议制机关有权对本地的成熟税源开征新的税种。因此，即便以2015年修法之前的《立法法》为范本，我国地方税立法中诸多转授权实践仍然是不合法的，而2011年上海、重庆两市的房产税扩围试点，更是明显地与税收法定原则对税收授权立法的基本要求不符。
有学者指出，当法律起草者有权在其权限内做出授权时，其在起草授权条款前，应当预见到授权立法草案的轮廓，或至少是其规划，其必须知晓，什么是其期待授出的权力。【5】根据税收法定原则以及《立法法》关于税收基本要素属于法律相对保留事项的规定，税收授权立法的授权机关仅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是国务院。
第三，授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地方税立法权无需担忧其立法能力薄弱，不过，确实应当逐渐提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专业性、民主性和科学性。而为了保障税收地方立法权授权体系的完整与规范，还离不开对授权行为的程序控制。另一方面，应加强过程和结果监控，包括遵循授权的必要性、有限性和明确性原则，不得转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委托项目在地方税立法中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问题研究。
在整体层面，地方税立法纵向授权应当依循两大路径：一方面，在源头上，地方税授权立法要有法律条文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作为权源，授权立法的内容、目的、范围和期限等必须在授权依据中明确，以保证授权的严肃性。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目、税收减免亦为基本税收要素，应当涵盖在《立法法》第8条第6项所表述的等字中，因而同样应符合税收法定的要求，对于制定《环境保护税法》《房地产税法》《资源税法》等地方税法来说概莫能外。
第二，在授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地方税立法权时应当符合有限性、受控性等原则，并服从国家全局和市场统一、社会公平的要求。这就导致，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易被行政机关所侵蚀，税种法律不仅总量较小，而且条文数目稀少、表述抽象笼统，缺乏对税收要素的基本规定，却大量地将税收要素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
不过，依据税收法定原则，被增强的只能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而且必须受到规范、约束、监督，即谨遵税收授权立法的一般原理以及地方税授权立法的特殊原则，禁止越级授权。【16】（2）特别是要注重通过设立税收立法咨询委员会、聘请人大代表助理等方式，发挥好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
